活着改编成话剧节能

着名作家余华的小说《活着》，首次被改编成话剧，并于本月初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上演，引来多方关注。与此同时，小说《活着》也再度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活着》是被誉为“中国内地先锋派小说”代表人物的余华在1992年创作的一部抒写了“真实而艰苦生活”的小说。余华说，每个作家都有一本自己的幸运之书，他的那本就是《活着》。《活着》自面世以来畅销了20年，究竟魅力何在？它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思考、记忆与期许？昨日，采访了渤海大学教授周景雷。

现状：《活着》仍受读者追捧

周景雷认为，《活着》是一部兼有现实主义文学和先锋小说特征的作品几乎相当于是战力的象征。相对于前六阶神兵来说。它用贴近生活的凡世俗事，以平实的民间姿态，呈现了一种淡薄而又坚毅的力量。死亡是其中一大主题，但“以笑的方式哭连德国制造的钟表都被认为是小众，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是作者想要表达的真正涵义。

周景雷说：“其实余华在作品中为我们梳理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单纯地活着，一个是如何复杂地活着。他把两个问题放在一起处理，不仅有效地增大了作品的 ，而且还促使人们对生活本身进行一个有深度的哲学思考，那就是人为什么活着、对命运是顺从还是反抗等等。在作品最后，主人公徐福贵将一头待宰老牛买回，与之相依为命，互为 福贵 ，我认为正是对这个主题的有效表达和升华。这种主旨或者说意蕴，我想大多数人都能体会得到。 ”

日前，从北方图书城、沈阳新华购书中心等各大书店了解到，当下《活着》仍为畅销书，且销量看涨。虽然是纯文学小说，但仍受到读者的追捧。

评说：“小现实”反映“大道理”

周景雷表示，《活着》既是畅销书，也是长销书。前者说明它的当代性或者现实性，它符合一般的阅读口味和大众趣味；后者说明它的超当代性和超现实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活着》其实已经进入到了经典的行列。也就是说，《活着》提供给我们的一些关于人世的思考，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比如徐福贵的祖辈们从养一只鸡开始的发家史、奋斗史和从赌博开始的衰败史以及面对这种衰败的豁达等，比如龙二设计赢了福贵的万贯家财，成了地主，但却在土改运动中丢了性命；再如福贵的外孙在饥饿的年代，因吃多了从老鼠洞中挖来的黄豆导致肚胀而丧命等，讲述的都是“福祸相依”的基础性道理。

所以《活着》这部小说在一个宏大的“活着”的主旨下，确实可以延伸或者解读出诸多的命题。这部作品创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而至今仍畅销不衰，原因很多。除了上面所讲的它的主旨契合了人们的期许外，还在于这其中鲜明地体现了余华在先锋时期的一些特点，比如零度情感、冷静旁观、苦难残酷等，同时也和社会发展的大背景相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创造了多元化的文化走向，这为人们反思历史提供了契机和平台，所以《活着》本身即具有了反思历史的意义；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作为思潮的“新写实主义”把现实主义还原为生活本身，作家们很关注原生态的生活，小人物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这样既是徐福贵这个人物诞生的文学环境，同时也是所谓的“底层文学”诞生的先声。余华的另外几部长篇，如《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大都如此。

对比：众多“活着”具时代特质

周景雷说：“与《活着》同类型、同时代的作品，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和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等。这些作品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即 活着 。 ”

周景雷认为，与现在的文学创作相比，上述作品更具有那个时代的特质，体现了人物，尤其是弱小人物在面对复杂多变时代的无助与无奈，以及他们对历史与命运的顺从。虽然这些创作与生活零距离，不掺杂个人情感，但它们还是能够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发现意义，从而也就具有了启发性。但实事求是地说，问题也正是出现在这些方面：它们对庸常的追求、对生活的原生态描摹，不仅消解了崇高与理想，也使它们的思想性和深刻性遭到了削弱。

在周景雷看来，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显然已经度过了“新写实小说”时期，但这并不表示“新写实小说”就没有人写了，相反可能写的人更多，对日常生活的描摹更加广泛。其实近些年流行的所谓“底层写作”，正是对这一思潮的延伸和改造。周景雷说：“总体来讲，当下的小说创作更加多元，所提供的审美经验也更加丰富，价值追求也更加分散，其成就有目共睹，但其缺失也显而易见。 ”

（：李央）